【文/观察者网 王一】“对我来说，与中国合作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非常高兴看到，在特朗普执政、科研环境充满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仍在持续加大对科学的投入。”国际意识研究协会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神经学家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说，“很高兴看到我们能从中国的资金支持中受益。”
据香港《南华早报》12月18日报道，洛雷是发现重度脑损伤患者隐秘意识的先驱，他正将自己的全球科研网络扩展到中国，与杭州师范大学展开合作。同时，洛雷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发现，在美国科研经费不稳定性加剧之际，中国正迅速崛起为全球科学创新的重要力量。
“这就是中国的力量——拥有这样一个政治组织，一旦做出决定，就能立即落实。资源的整合以及推动人民团结协作非常重要。”洛雷认为，欧洲曾经“也有机会有所作为”，但目前还没有形成所需的统一科研政策。
资料显示，洛雷1968年出生于比利时鲁汶，先后获得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医学学士和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以及列日大学的生物医学博士学位。他与其他学者合著了500多篇论文，获得过比利时最高科学奖项法朗基奖、欧洲医学奖和美国汤姆·斯利克意识研究奖等奖项。加盟中国大学前，他在欧洲工作了几十年，也在北美有过工作经历。
上世纪90年代，洛雷开始研究睡眠与做梦时，“意识”被认为过于主观、过于混乱，甚至被一些科学家称为“黑匣子”（black box），相关研究也因此难以获得资金支持。三十多年后，他已成为全球意识障碍领域的权威专家之一，并将他的专业知识带到了中国——一个有着全球最大昏迷患者群体之一的国家。
洛雷强调，不应将这些患者称为“植物人”，这一说法是一个“可怕的词语”。他解释说，该词错误地暗示患者大脑中思想一片空白。但他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研究团队和其他研究显示，大约1/3被诊断为植物人的患者，实际上仍保留一定程度的意识。
今年早些时候，洛雷正式在杭州师范大学担任科研职务。洛雷表示，此举让他得以接触到中国数量庞大、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患者群体，看到中国不断增加对神经科学的投入，也有机会为此做出贡献。
杭州师范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洛雷已于今年1月全职加盟该校，这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崭新选择，也是学校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着力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实践。
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狄海波也指出，洛雷的加入不仅将推动科学研究，也可能对临床和伦理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和狄海波 杭州师范大学官网
“中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充分，部分原因在于患者数量过于庞大。”狄海波说，比利时仅有数千名相关患者，而中国却有数十万病例。而目前中国在如何评估患者意识水平、预测康复前景以及何时应停止无效治疗等方面，仍缺乏全国性指导原则。
他进一步介绍道，“很多决定最终都落在家庭身上，许多家属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治疗”，结果往往是这些家庭既失去亲人，又耗尽积蓄，还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为改变这一现状，洛雷正与狄海波团队合作，致力于构建中国前所未有的体系：一个清晰、科学的案例分析框架。这一工作将以浙江-比利时意识障碍联合实验室为起点。
该实验室今年10月正式揭牌，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由政府支持、专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心。据介绍，浙江-比利时意识障碍联合实验室将以意识障碍这一“天然模型”为核心，聚焦精准诊断与干预两大方向，致力于贯通“分子—系统—行为”多层面研究，联动“基础—临床—转化—产业”全创新链条，着力打造开放、协同、可持续的国际合作网络。
据报道，除意识障碍研究外，洛雷还在欧洲和美国主持一项研究，关注商业成功的神经基础。他表示，现有证据显示，“认知灵活性”，即适应变化并快速作出高质量决策的能力，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我非常希望将这项研究拓展到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截然不同。”洛雷还提及浙江的独特性，“阿里巴巴就在这里，其创始人马云就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
谈及意识科学本身，洛雷将其称为“最大的谜团”，“我们距离意识的解释理论还非常遥远”。他解释说，意识研究的核心难题在于测量对象本身具有主观性，“这有点像量子物理，你的测量行为本身会干扰被测量的对象”。
洛雷补充说：“把人送上火星都比理解自己的思想、感知和情绪要容易得多。你研究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长期与濒临生死的患者及其家属共事，也深刻地改变了洛雷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他曾陪伴无数家庭经历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孩子被卡车撞倒、伴侣突发心脏病去世等等。他说，“这让我更加珍惜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洛雷出生于1968年圣诞前夜，当时他和母亲都一度命悬一线。这段经历同样塑造了他的人生观。母亲经常对他说“你能活下来，是医学的功劳，你将来要回馈社会”。他说，“所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终身从医”。
然而，年轻的时候在布鲁塞尔重症监护室做医生，洛雷常被告知昏迷患者“什么都感觉不到”，他因此感到沮丧。
在他看来，作为一名科学家，需要有一点反叛精神，“所以我选择去质疑这一结论”。如今身在中国，洛雷希望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培养他们勇于提问、敢于挑战既有认知的科研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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